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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权力者都是自私的,自然容不得教皇坐在头上,这样的期望只是镜中水月罢了。
而与之相反的,则是日本的荷兰传教士,即使新教规矩再简陋,其中规矩仍旧让日本统治者不适应。
更何况,清静无为的佛教在日本都成了坐地虎,攻击力更强的基督教,自然不被认同。
当然,这也是在明朝传教的耶稣会,多遵循利玛窦规矩的原因,而在日本的传教的多是马尼拉和马六甲直接来的传教士。
后来雍正时期彻底排斥驱逐传教士。
南怀仁在印度那里培训的时候,就取了汉名,这是耶稣会的传统。
两人相顾无言,就这般散去。
在台湾府学习了几天礼节后,南怀仁只能带着任务,坐着海船,千里迢迢的来到天津。
繁华的街道,节次鳞比的商铺,络绎不绝的人群,比台湾府还要繁荣数倍。
与台湾的中西结合不同,天津是纯粹的明风,浓郁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“这是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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